编者按：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实现共同富裕，职业教育扮演着不可替代的关键角色。职业教育是面向人人的教育，是连接产业与就业、技能与收入的桥梁，它为不同禀赋、不同背景的劳动者开辟多元成才的通道。从脱贫攻坚的伟大实践看，“育人一技、就业一个、脱贫一家”已被反复证明是一条行之有效的路径。而在共同富裕的新征程上，职业教育的使命正从“兜底帮扶”向“赋能发展”深化，不仅要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更要助力劳动者实现技术技能迭代，在产业升级中获得体面收入，在区域协调发展中缩小差距。浙江作为共同富裕示范区，依托部省共建职业教育提质赋能共同富裕建设契机，深入推进职教“山海协作”，推动优质资源下沉县域基层，深化技能培育与乡村振兴双向联动，积淀形成了具有浙江辨识度的职业教育赋能共同富裕发展模式。本期推出的职业教育赋能共同富裕笔谈，由4位职教领域的资深专家学者执笔，基于浙江职业教育赋能共同富裕的实践探索与典型经验，围绕职业教育赋能共同富裕的根本方向、构建长效稳定赋能共同富裕的制度体系、增强职业教育赋能共同富裕的能力、夯实全民增收致富技能的基础展开探讨，期待这些讨论能为职业教育在实现共同富裕进程中发挥更大作用提供有益启示。
把握职业教育赋能共同富裕的根本方向
作者简介：石伟平，华东师范大学职成教研究所名誉所长、终身教授，浙江省现代职业教育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
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职业教育作为国民教育体系和人力资源开发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培养多样化人才、传承技术技能、促进就业创业的重要途径，在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进程中承担着不可替代的战略使命。把握职业教育赋能共同富裕的根本方向，需要从共富初心、价值导向和系统思维三个维度深入分析，以揭示职业教育与共同富裕之间的逻辑关系。
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共富初心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职业教育赋能共同富裕的逻辑起点。202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明确要求全面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职业教育赋能共同富裕的首要方向就是确立职业教育面向人人、服务全体人民的价值定位。
第一，职业教育是面向全体人民的教育类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为人民提高受教育程度、增强发展能力创造更加普惠公平的条件，提升全社会人力资本和专业技能，提高就业创业能力，增强致富本领。要防止社会阶层固化，畅通向上流动通道，给更多人创造致富机会，形成人人参与的发展环境①。职业教育能够有效覆盖普通教育难以充分惠及的各类人群，在满足多样化人力资本积累需求方面具有独特优势。这种面向全体人民的制度安排，使职业教育成为“以人民为中心发展理念”在教育领域的集中体现。
第二，职业教育是贯穿人的全生命周期的教育供给。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促进教育公平，努力让每个孩子享有受教育的机会，努力让13亿人民享有更好更公平的教育，让教育改革发展成果更好地惠及最广大人民群众②。人的发展不是一蹴而就的，技能更新和职业转换贯穿每个人的一生。从初次进入劳动力市场的青年学习者到需要转换职业赛道的成年劳动者，再到希望继续提升的各类群体，职业教育都能够提供持续的知识更新与技能提升机会。这种贯穿全生命周期的教育供给，使每一名社会成员在各个年龄段都有机会提升自己、适应变化，从而真正实现“人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可学”的学习型社会目标。
第三，职业教育是维护个人发展尊严的重要基石。共同富裕不仅体现在物质层面的公平分配，更要求每个人在发展过程中获得尊严感和价值认同。职业教育尊重个体差异，承认不同禀赋、不同志趣的平等价值，让每一位劳动者都能通过系统的技能学习获得安身立命之本，并在工作中获得来自社会和自我的双重认可。这种劳动的尊严感，是精神富裕的重要组成部分。职业教育所传递的核心信念就是，每一种诚实劳动都值得尊重，每一门精湛技艺都闪耀光芒。当全社会形成这样的共识，共同富裕便有了坚实的价值根基。
二、秉持劳动创造财富的价值导向
马克思主义认为，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劳动者是生产力中最活跃、最具决定性的因素。职业教育赋能共同富裕的核心就在于让每一位劳动者通过技能提升实现自身价值并公平分享发展成果。
第一，职业教育能够有效提升劳动者的生产效率。劳动者通过系统的技能训练，可以掌握更复杂的操作、完成更精细的工艺、解决更专业的问题，从而在相同时间内创造更多价值。生产效率的提升不仅推动经济发展，也为劳动者获得更高报酬创造了条件。技能水平的提高使得劳动者从简单重复劳动中解放出来，从事更具技术含量和附加值的生产活动。这种由技能驱动的效率提高，是企业利润增长的重要来源，也是劳动者收入持续增加的根本保障。没有劳动者技能水平的普遍提高，共同富裕就缺乏坚实的经济基础。
第二，职业教育有助于技能价值得到合理体现。劳动者的技能水平越高，其对生产的贡献就越大，理应获得与之相匹配的报酬。构建技能与收入正向联动的分配机制，使多劳者多得、技高者多得，这是对诚实劳动和精湛技能的应有尊重。当技能贡献能够在工资结构中清晰反映出来，劳动者就有了持续提升技能的内在动力。职业教育所培养的技术技能人才，其价值不应被低估，而应在初次分配中获得公平对待。这种分配导向的调整可以促进劳动创造财富与财富公平分享之间形成良性循环。
第三，职业教育有助于劳动者在技术变革中保持主动地位。随着自动化和智能化技术的普及，一些重复性劳动面临被替代的风险。掌握较高技能的劳动者能够操作和维护先进设备，甚至参与技术改进，从而在技术进步进程中始终占据主动，不被边缘化。职业教育的价值恰恰在于赋予劳动者驾驭技术的能力，而不是被技术所淘汰。当劳动者具备了持续学习和适应新技术的素质，他们就能在产业升级过程中找到新的岗位和机会，而不是被动承受结构性失业的风险。这种对劳动者主体地位的维护，是共同富裕在技术变迁时代的重要保障。
三、遵循协调均衡发展的系统思维
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在区域之间、城乡之间、群体之间的协调均衡发展，是一个总体性概念，要从全局上来把握。这一系统性目标要求职业教育必须从整体结构和长远格局出发配置资源，遵循协调均衡发展的系统思维。
第一，职业教育应当推动区域之间的技能人才协同培养。我国东中西部地区发展水平不一，职业教育基础条件和产业结构也存在较大差异。发达地区职业院校办学质量较高，但面临产业升级对高技能人才的新需求。欠发达地区职业教育资源相对薄弱，却承担着为本地培养留得住、用得上的实用人才的任务。需要通过东西协作、对口支援等机制，推动优质教育资源向欠发达地区流动，帮助这些地区提升专业建设和师资队伍水平。同时，鼓励发达地区职业院校面向中西部地区扩大招生和培训规模，使更多欠发达地区的学生能够获得高质量技能教育，学成后既可选择留在当地就业，也可返回家乡参与建设，从而实现区域之间人力资源的优化配置。
第二，职业教育应当促进城乡之间的技能服务有效贯通。城市和乡村在产业形态和就业机会上存在明显差异。城市需要大量技术技能人才支撑现代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发展，乡村则需要能够扎根本土，服务现代农业、乡村旅游和电商等新业态的实用人才。职业教育应当在城乡之间架起技能流通的桥梁，一方面为进城务工人员提供适应城市就业需求的技能培训，帮助他们体面就业、提升收入；另一方面为愿意回乡创业或就业的劳动者提供针对性的农业技术和经营管理培训。通过建立城乡联动的培训网络和就业服务机制，使技能人才能够在城乡之间自由选择、合理流动，既能缓解城市技能人才短缺，又可以为乡村振兴注入人才活力。
第三，职业教育应当关注不同群体之间的发展机会均衡。在社会结构中，不同群体因家庭背景、教育经历、身体状况等因素，面临的发展机会存在差异。职业教育的重要功能之一，就是为那些在普通教育体系中处于不利地位的群体提供补偿性发展通道。初中毕业后未能升入普通高中的青少年、因产业结构调整而失业的中年劳动者、身体有障碍但具备劳动能力的残障人士、长期在家务农或从事临时性工作的低收入人员等，都可以通过职业教育和培训获得适合自身的就业技能。职业教育应当通过弹性学制、送教下乡、线上线下结合等灵活多样的办学形式，降低学习门槛，提高培训的针对性和可及性，使不同群体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技能提升路径，从而缩小群体之间的发展差距。
构建长效稳定赋能共同富裕的制度体系
作者简介：董刚，全国高等职业学校校长联席会议荣誉主席、天津职业大学原校长，教授
面对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的时代诉求，需要从以财富积累为本转换到以知识积累为本，把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结合起来，以人的全面发展，实现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的良性循环。职业教育有效连接教育、就业与产业，具备长效稳定赋能共同富裕的天然禀赋。将这一潜在功能转化为稳定、持续的制度效能，亟须构建一套涵盖顶层设计、财政保障与评价监管的长效制度体系。
一、完善职教赋能共同富裕的顶层设计与法规政策体系
充分发挥职业教育赋能共同富裕的价值与功能，需通过观念重塑、制度整合与法治固化提供稳定的政策体系与运行环境。
首先，观念重塑的核心在于优化投资于人的教育供给。以往更多将职业教育窄化为技能培训的工具手段，忽视了其在促进社会公平、推动阶层流动、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等方面的本体价值。赋能共同富裕要求职业教育完成从工具理性到价值理性的认知跃迁，即职业教育不仅是提升劳动生产效率的教育选择，更是缩小收入差距、保障发展机会公平的制度安排。这意味着职业教育政策的制定需超越狭隘的“就业率导向”，转向其在人力资本积累、社会流动改善、区域协调发展中的综合贡献。正如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所言，发展的实质是扩展人的“可行能力”。职业教育赋能共同富裕的核心机制，恰恰在于通过技能赋权，提升弱势群体参与经济社会活动的实质性自由。
其次，制度整合的关键在于构建多维协同的政策矩阵。当前，职业教育管理呈现条块分割特征，教育部门主抓学历教育，人社部门负责技能培训与评价，发改部门关注产教融合项目，财政部门掌握经费分配。这种碎片化格局导致政策目标难以形成合力。破解之道在于建立纵向贯通、横向联动的制度架构，纵向层面需将职教赋能共同富裕纳入各级政府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明确省级统筹、市县落实的职责链条；横向层面需在国务院职业教育工作协调机制下设立专项工作组，统一制定跨部门政策清单与责任清单，实现从“各管一段”向“全链条协同”的转变。尤其需强化县级政府的整合功能，因为县域是职教服务乡村振兴、就地就近就业进而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的主战场。
最后，法治固化的突破点在于将政策倡导转化为法律法规。当前，法律体系对职业教育赋能共同富裕的规定仍偏原则性，缺乏可操作的制度支撑。可考虑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后续修订或配套行政法规完善中，增设相关内容以明确各级政府在职教赋能共同富裕中的法定职责、财政投入的最低标准、考核评价的法定程序。各地应结合本地实际，通过修订或出台地方性法规，将赋能共同富裕的制度要求具体化，形成中央法律与地方性法规相互支撑的法治体系。通过法规制度的稳定性，为职业教育长效赋能提供可预期的制度环境，避免因政策波动或领导注意力转移而导致功能弱化。
二、健全职教赋能共同富裕的财政投入与多元筹资保障机制
职业教育长期面临投入不足、结构失衡、来源单一等财政困境，亟须通过制度创新构建政府主导、多元共担、绩效导向的保障机制。
首先，政府主导的核心在于优化财政投入制度供给。一是设立职教赋能共同富裕专项转移支付，定向支持中西部、脱贫地区和老少边穷地区提升职教服务能力，依托职业教育实现对历史积累不足的地区和群体给予补偿性投入。二是落实专业大类差异化生均拨款制度，消解“一刀切”的生均拨款无法反映不同专业大类培养成本差异大、难以精准支持赋能共同富裕优先领域的难题。省级政府应承担统筹责任，建立生均培养成本动态核算机制，动态更新核算数据，确保拨款标准与实际成本变化相适应。三是加大职教赋能共同富裕激励，对服务乡村振兴、弱势群体培训、区域紧缺技能人才等贡献突出的专业和学校，给予额外经费倾斜，引导职业院校发展面向区域共同富裕的职业教育。
其次，多元共担的目标在于促进资源投入提质扩容。单纯依靠政府投入难以满足职业教育赋能共同富裕的宏大需求，必须激活社会力量。一是税收激励升级，对企业投入职业教育的经费，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给予加计扣除，并将企业参与产教融合的深度纳入其社会责任评价体系。二是探索“产业引导基金+职业教育”的产融结合模式，引导社会资本设立职业教育产业基金，投资产教融合型实训基地建设和职业技能培训项目。三是推广“金融+技能”的服务创新，鼓励银行保险机构开发面向技能人才和技能型企业的专属金融产品，如技能人才创业贷、技能提升保险等，将金融资源的可及性与技能等级挂钩，形成技能越高、融资越易的正向激励。
最后，绩效导向的关键在于强化全过程预算绩效管理。一是将绩效评价结果与后续预算分配刚性挂钩，对绩效评价优秀的地区和学校给予追加奖励，对评价不合格的予以核减预算或暂停拨款。二是绩效指标体系应突出赋能共同富裕的核心维度，包括技能人才供给与区域产业需求的匹配度、重点群体技能培训覆盖率与就业成功率、技能人才收入增长与职业发展通道的改善幅度等。三是建立经费使用常态化监督机制，依托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进行动态监控，防止资金被挤占挪用或沉淀闲置。通过“花钱必问效、无效必问责”的制度安排，倒逼职业教育和培训主体提升服务质量和资金使用效能。
三、建立职教赋能共同富裕的考核评价与动态长效监管机制
科学的考核评价与动态监管是职教稳定赋能共富的保障。当前，职业教育评价体系存在标准不一、主体单一、结果运用不足等问题，亟须构建共富导向、多元参与、动态监管的评价新格局。
首先，完善共富导向的评价体系。传统的职业教育评价聚焦于办学条件、师资比、就业率等常规指标，对职业教育在缩小收入差距、促进社会流动、服务乡村振兴等共同富裕维度的贡献缺乏系统衡量。应构建职教赋能共富专项评估维度，涵盖三个核心层面：一是机会公平层面，如弱势群体接受职业教育的可及性与完成率；二是过程质量层面，技能学习与实际工作岗位需求的匹配度；三是结果效应层面，毕业生起薪水平、职业晋升通道、对家庭收入的改善幅度等。这一评价框架的理论基础是，职业教育不仅要赋予学习者技能，更要确保这种技能能够转化为实质性的生活改善。评价实施方面，可建立省、市、县、校四级联动评价网络，省级负责制定框架和标准，市级负责督促指导，县级负责具体实施，学校开展自我诊断与持续改进。
其次，优化多元主体评价结构。职教赋能共富涉及政府、学校、企业、行业、社区和学习者等多元利益相关者，应构建“内部评价+外部评价+社会评价”的多元评价格局。内部评价以学校自评和主管部门评估为主，侧重办学规范与基本条件；外部评价引入行业协会、第三方评估机构和专家团队，侧重专业建设质量与行业匹配度；社会评价引入社区、用人单位和学习者及其家庭，侧重服务满意度与获得感。尤其要重视学习者个人获得感的测量，即技能提升是否带来了尊严感、希望感和参与感，这些维度是客观指标难以替代的共富温度。在评价方式上，综合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依托全国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状态数据平台实施常态监测，淡化排名和甄别功能，强化发展性评价和增值性评价，引导学校关注每个学习者的成长进步。
最后，构建动态监管制度秩序。一是监管内容上，涵盖经费使用、项目实施、人才培养、就业质量、社会贡献等全过程，形成事前预算约束、事中过程监控、事后绩效评价、结果刚性应用的闭环管理。二是监管方式上，依托信息化平台实现数据动态采集与分析预警，对经费使用异常、就业数据造假、培养质量滑坡等问题及时发现并干预。三是监管结果运用上，建立分级警示制度。运行良好的给予政策倾斜、预警提醒的限期整改并约谈负责人、严重不达标的暂停招生或取消办学资质。建立监管信息公开制度，定期向社会发布职业教育赋能共富的年度评估报告，接受舆论和社会监督。
构建长效稳定赋能共富制度体系，需要在顶层设计层面完成观念重塑与法治固化的协同，在财政投入层面实现政府主导与多元共担的平衡，在考核评价层面构建科学评价与闭环监管的统一。三者互为支撑、缺一不可，共同构成职业教育赋能共同富裕的完整制度闭环。唯有将这一制度体系落到实处，职业教育才能真正成为缩小“三大差距”、推动共同富裕的持久而强劲的制度性力量。
切实增强职业教育赋能共同富裕能力
作者简介：马树超，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原副院长，研究员
“十五五”时期是夯实现代化建设基础的关键阶段，必须稳步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实现共同富裕，不仅要做大“蛋糕”，更要分好“蛋糕”，其根基在于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公平正义。职业教育作为与经济社会发展联系最紧密、对就业和民生改善作用最直接的教育类型，正是将“发展”与“公平”两大主题深度融合的关键枢纽。它通过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服务产业升级与乡村振兴，为共同富裕提供了最广泛的人力支撑、最直接的增收路径和最持久的内生动力。当前，我国已建成世界最大规模的职业教育体系，为共富奠定了重要基础。面向未来，要推动职业教育从“有规模”向“高质量”、从“保就业”向“促增收”、从“存量优先”向“增量活力”、从“适应发展”向“驱动共富”的战略转型，需要在四大能力上实现系统性跃升。
一、 提升“协同整合”能力，构建全域联动的共富赋能新格局
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的共同事业，要求职业教育打破地域、领域壁垒，构建开放协同的大平台。
一是强化跨域协同，破解发展不平衡。深化东西部协作、省际对口支援，推动优质职业院校与欠发达地区院校共建专业、共享师资、联动就业。推广“联盟化”发展模式（如2023年在昆明成立的西部边疆地区高职院校高质量发展联盟），通过理念共通、资源共用、成果共享，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整体动能，有效缩小“技能鸿沟”与“收入鸿沟”。
二是深化产教融合，打通学用“最后一公里”。推动职业教育供给侧与产业需求侧精准对接。鼓励建设市域产教联合体、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等实体化平台，将企业的新技术、新工艺、新标准融入人才培养全过程。让学校像“工厂”，工厂亦如“课堂”，确保学生所学即所用，毕业即上岗，实现高质量就业与增收。
三是拥抱数字革命，推进优质资源普惠共享。优化国家级职业教育智慧教育平台，利用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技术，将顶尖师资、精品课程、实训资源辐射至偏远地区和薄弱学校。以“数字杠杆”撬动教育公平，让无论身处何地的学生，都能享有同等优质的技能教育机会，为共同富裕注入“数字动能”。
二、 提升“人才续航”能力，畅通技能成才、技能报国的发展新通道
共同富裕需要每个人都能通过奋斗实现人生出彩。职业教育必须打破成长“天花板”，让技能人才前途广阔、大有可为。
一是纵向贯通，打破学历“隐形天花板”。完善“中职—高职—职业本科—专业学位研究生”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让技术技能人才的深造之路越走越宽。扩大“3+2”“3+4”等长学制培养规模，使接受系统化、高层次职业教育成为主流选择，满足产业升级对复合型、创新型人才的迫切需求。
二是横向融通，搭建人才成长“立交桥”。深化职普融通，在高中阶段开展课程互选、学分互认、学籍互转试点，让学生根据兴趣和能力自主选择发展方向。大力发展综合高中，提供“文化+技能”的多元课程，真正实现“适合的教育才是最好的教育”，从源头上破除社会对职业教育的偏见。
三是终身赋能，建立技能持续提升机制。面向全体劳动者，特别是产业工人、新生代农民工、失业人员等，开展精准、高效的职业技能培训。推广“技能提升回炉班”、企业新型学徒制等模式，帮助劳动者适应技术变革，实现从“一技傍身”到“多技致富”的跨越，确保其增收能力可持续、不褪色。
三、提升“创造增量”能力，打造激发增量活力的职业教育新生态
职业教育赋能共同富裕，最优策略不是如何在现有格局中更精巧地“分蛋糕”，而是如何更有力地参与到“做新的、更大的、属于更多人的蛋糕”过程之中。这就要求职业教育从“存量思维”转向“增量思维”，从“分配机会”转向“创造机会”，形成一个能激发“创造、流动、提升”的生态系统。当然，从“存量优先”转向“增量活力”，意味着一场深刻的自我变革。激发增量活力，需要的不仅是资源投入，更需要一种战略定力和制度勇气，勇于打破路径依赖，在资源配置与绩效评估中，对那些播种未来、培育新动能、服务潜力地区和人群的探索，给予更包容、更富远见的支持。
一是通过产业的增量，服务新质生产力。职业教育的前沿专业，应主动锚定区域产业规划中的新兴领域、未来产业（如数字经济、绿色低碳、高端装备、生物医药等），以及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中催生的新技术、新工艺、新岗位，这是为国家“做大蛋糕”提供最前沿的技能支撑。例如，通过建设“市域产教联合体”，推动职业院校与企业共建“技术中试基地”，将技术创新直接转化为生产力增量，而非停留在“订单培养”的基础性合作。
二是通过区域的增量，培育新兴增长极。资源要主动向中西部、县域、乡村等“潜力区”倾斜。这里的“增量”，是为这些地区培养能够支撑特色产业的本土化人才和创业者，激活区域的内生发展动力，而不是简单为发达地区输送劳动力。例如金华职业技术大学在县域布局产业学院，通过“三维扫描”（产业地图、企业需求、就业追踪）动态调整专业，实现“一个专业群支撑一县一业”，通过“立地式”研发直接提升县域产业附加值，创造新的财富来源，成为“高能级增量平台”。
三是通过人的增量，激发个体潜能与流动性。职业教育最重要的“增量创造”，是让每一个学生，特别是来自普通家庭和乡村的学生，发现并发展其未曾被发现的潜能，获得面向未来的、可迁移的创新能力与终身学习能力，从而有能力参与甚至创造新的经济价值，实现阶层跃升与人生出彩。这就要求评价体系将“规范达标”与“服务贡献”并重，关注学生的创业率、成长性及对共富的实际贡献。
四、提升“社会辐射”能力，担当服务全民、促进公平的共富新引擎
职业教育的价值，最终要体现在服务国家战略、推动社会进步的广阔舞台上。
一是深耕乡村振兴，培育乡土共富“领头雁”。推动优质职教资源下沉县域，建强县级职教中心、乡村振兴学院。围绕现代农业、农村电商、乡村旅游等特色产业，培养“土专家”“田秀才”和新农人，提供从生产技术到品牌营销的全链条服务，助力乡村产业兴旺、农民持续增收，夯实共同富裕的底部基础。
二是赋能中小企业，成为区域经济“助推器”。鼓励职业院校面向区域内中小企业，组建技术服务团队，开展工艺改进、技术咨询和成果转化。建立“技能大师工作室”，解决企业生产一线实际难题，以技术赋能助力企业降本增效，从而稳定和扩大高质量就业岗位，形成“产业升级—就业提质—收入增长”的良性循环。
三是弘扬工匠文化，营造劳动致富、技能宝贵的时代风尚。职业院校要开放资源，面向社区开展技能体验、科普讲座。大力宣传优秀毕业生、大国工匠的奋斗故事，让“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的理念深入人心。推动物质富裕与精神富足协同并进，在全社会形成尊重劳动、崇尚技能、追求卓越的良好氛围。
职业教育赋能共同富裕是一项系统工程，更是一场深刻变革。它要求我们从理念、体系到实践进行全面升级，让职业教育真正成为面向人人的终身教育、面向市场的就业教育、面向能力的实践教育、面向社会的民生教育。唯有如此，才能让每一位劳动者都拥有人生出彩的机会，让高质量发展与共同富裕在技术技能人才的成长画卷中交相辉映，为中国式现代化筑牢最坚实的人力资源根基。
着力夯实全民增收致富技能基础
作者简介：姜大源，教育部职业教育发展中心研究员
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最难最重的任务在基层，最深最实的底气在技能。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健全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制度，推动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促进劳动者增收致富。当前，我国正处于从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跨越的关键时期，必须把提升全民技能水平作为促进就业、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的战略性基础工程，系统谋划、精准施策、久久为功。提升全民增收致富技能，正是将投资于人的宏观战略政策具体落地的一项有效之举。
一、健全终身职业技能培训体系，筑牢全民技能提升制度根基
技能是劳动者立身之本、增收之基。构建覆盖全民、贯穿全程、辐射全域的终身职业技能培训体系，是夯实增收致富技能基础的重要制度安排。
一是要扩大培训覆盖范围，实现应培尽培。当前，我国技能劳动者总量虽已突破2.2亿人①，但占就业人口的比例仍不高。特别是农民工、退役军人、残疾人、低保家庭劳动力等重点群体，技能水平偏低、培训参与率不高的问题依然突出。要加快建立面向城乡全体劳动者的普惠性培训制度，推动培训资源向基层、农村和困难群体倾斜。依托基层公共就业服务平台，建立“一人一档”技能培训需求数据库，精准锁定培训对象。
二是要构建多层次培训体系，打通技能成长通道。终身职业技能培训体系应包括岗前培训、在岗培训、转岗培训、再就业培训、技能提升培训、高技能人才研修等多个层级。要发挥企业主体作用，鼓励规模以上企业建立职工培训中心、技能大师工作室；发挥职业院校基础作用，推动职业院校面向社会开放培训资源；发挥社会培训机构补充作用，培育一批专业化、品牌化的民办职业技能培训机构。同时，要充分应用人工智能技术，大力发展“互联网+职业技能培训”，建设国家级职业技能培训数字资源公共服务平台，实现线上线下、随时随地学习。
三是要完善培训补贴政策，激发参训内生动力。要建立培训补贴标准与培训成本、市场紧缺程度、培训后就业率、薪资增长幅度挂钩的动态调整机制。对符合条件的劳动者参加培训后取得职业资格证书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按规定给予职业培训补贴和技能鉴定补贴。探索实施“培训券”制度，赋予劳动者自主选择培训机构、培训项目的权利。对参加高技能人才培训、急需紧缺工种培训的，可适当提高补贴标准。
四是要健全培训质量评价机制，确保培训实效。要改变“重数量、轻质量”“重培训、轻就业”的倾向，将培训后就业率、稳岗率、收入增长幅度等作为衡量培训绩效的核心指标。建立第三方评估机制，定期对培训机构、培训项目进行绩效评价，对评价结果差的机构予以退出。推广“订单式”“定向式”“定岗式”培训，实现培训与就业无缝衔接。
二、推进技能供给与产业需求精准匹配，破解结构性就业矛盾
当前，我国就业领域面临的主要矛盾是“求职难”与“招工难”的结构性矛盾。破解结构性就业矛盾，推动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关键在于推进技能供给与产业需求的精准匹配。
一是建立产业技能需求预测预警机制。要依托人社、教育、工信、统计等部门数据，建立国家、省、市三级技能需求监测预警平台。围绕区域主导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以及现代服务业发展，定期发布紧缺职业（工种）目录、技能人才需求预测报告。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对企业招聘信息、劳动者求职信息进行智能匹配分析，提前3至5年预测技能缺口，为培训资源配置提供科学依据。
二是推动培训内容与岗位标准深度融合。要加快职业标准开发与更新步伐，紧跟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发展，及时修订完善国家职业标准。鼓励行业龙头企业、行业协会牵头开发行业企业岗位能力标准。培训机构要依据岗位能力标准，动态调整培训课程、教材、实训设备，确保培训内容管用、够用和实用。推广工作过程系统化课程开发方法，将企业真实生产任务转化为教学项目，实现学中做与做中学的有机统一。
三是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培养模式。要发挥职业院校的主体作用，牵头构建“头部企业专家+高水平学校专业带头人+行业组织权威专家”三方联动的集群化培养机制②，提升技能人才培养的系统性与针对性。政府应强化企业的育人责任，支持产教融合型企业主导“招生即招工、入校即入厂、校企‘双师’联合培养”的新型学徒制，依据人才培养成效给予政策组合激励，推动形成校企共育人才的长效机制③。
四是引导技能人才向重点领域有序流动。要针对制造业、乡村振兴、养老服务、托育服务等重点领域技能人才短缺问题，实施专项技能培养计划。例如，“制造业技能根基工程”“乡村工匠培育计划”“康养职业技能培训计划”等。同时，要健全技能人才跨区域、跨行业流动的服务机制，搭建全国统一的技能人才供需信息平台，减少信息不对称，降低流动成本。
三、强化技能等级与收入待遇联动机制，让技能真正“值钱”
技能能否真正成为增收致富的“金钥匙”，关键在于能否建立起技能等级与收入待遇紧密挂钩、正向激励的联动机制。只有让高技能人才获得高收入、高待遇、高地位，才能在全社会形成“崇尚一技之长、不唯学历凭能力”的良好氛围。
一是健全技能人才薪酬分配指导制度。要大力推广《技能人才薪酬分配指引》④，引导企业建立基于岗位价值、能力素质、业绩贡献的技能人才薪酬分配制度。鼓励企业实行“技能等级+绩效工资”的薪酬结构，将技能等级、技能竞赛获奖、技术革新成果等与工资等级、奖金分配、股权激励直接挂钩。2024年，浙江省先行先试出台国内首部为提高技术工人待遇而制定的地方性法规《台州市提高技术工人待遇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若干规定》，这对各地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具有示范和指导意义。
二是完善技能人才表彰激励制度。要健全以政府奖励为导向、企业奖励为主体、社会奖励为补充的技能人才表彰激励体系。提高“中华技能大奖”“全国技术能手”等国家级技能荣誉的含金量，确保获奖者在落户、住房、医疗、子女入学等方面享受相应层级人才待遇。企业要建立技能人才特聘岗位、技能津贴、带徒津贴等制度，对在生产一线作出突出贡献的高技能人才，可实行年薪制、协议工资制或项目工资制。
三是拓宽技能人才职业发展通道。要打破技能人才职业发展的“天花板”，建立完善“八级工”职业技能等级制度，在高级技师之上增设特级技师、首席技师职务（岗位）。技能人才参与技术攻关、工艺改进、产品研发，取得创新成果的按贡献大小参与收益分配。打通技能人才向管理岗位、技术岗位流动的通道。加大对技能人才创业扶持力度，鼓励有条件的技能人才创办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民专业合作社等。
四是营造技能成才、技能报国的社会氛围。要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和工匠精神，继续开展好“职业教育活动周”“技能中国行”等主题活动。各类媒体要开设技能人才专题专栏，宣传高技能人才的先进事迹和突出贡献。推动职业院校和技工院校毕业生在落户、就业、参加机关事业单位招聘、职称评审、职级晋升等方面与普通高校毕业生享受同等待遇。举办好世界技能大赛、全国职业技能大赛、行业职业技能竞赛等各级各类技能竞赛，对获奖选手给予重奖，使其“名利双收”。
夯实全民增收致富技能基础是一项基础性、长期性和系统性的战略工程，涉及教育培训、就业服务、收入分配、社会保障等多个领域，需要党委领导、政府负责、部门协同和社会参与。要以202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为引领，将技能型社会建设纳入教育强国、人才强国、制造强国战略全局，坚持系统观念和问题导向，以健全终身职业技能培训体系为根基，以精准匹配供需为关键，以强化激励联动机制为牵引，真正让技能成为劳动者增收致富的“硬通货”，为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坚实的人力资本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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