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对“加快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培养大国工匠、能工巧匠、高技能人才”作出系统部署，要求塑造多元办学、产教融合新形态，提升职业学校关键办学能力。本文聚焦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从职业教育“新双高”建设试点的时代价值、核心要点、关键路径、推进策略等方面，探讨破解职业教育发展难题，推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思路与举措。

在教育强国建设背景下，“新双高”建设是今后一个时期国家在高等职业教育领域最重大的专项引导计划，将有力推进国家战略与民生福祉的统一、产业外部需求逻辑与内在技术技能生产逻辑的统一、跨界融合与治理效能的统一；从注重自身办学条件改善自我循环发展的小逻辑，转到服务产业发展，服务区域发展的大逻辑。“新双高”建设突出系统性联动，从强化内涵建设转变为服务能力建设，是一种政府有形之手和市场无形之手有机结合并交互推进的创新发展范式。国家层面需要聚焦系统设计和结果控制，省级层面需要强化能力工具的供给和过程控制，校级层面需要聚焦关键能力建设和高质量发展。推进实施需要构建适应性治理体系，打造融合性生态，强化引领性突破。

在教育强国建设背景下，“新双高”建设计划是今后一个时期国家在高等职业教育领域实施的重大专项牵引项目，必将对全国高等职业教育发展导向、建设格局产生深远影响。本文通过对《关于实施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建设计划的意见》和《关于实施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建设计划（2025—2029年）的通知》以及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的意见》等相关政策的文本、过程、产出和舆论等具体分析，探讨政策背后的价值、特质和行动逻辑等，为全国高职院校开展“新双高”建设提供可能的路径，更好地推进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

“新双高”建设的时代特质

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发展阶段，“新双高”建设作为承载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牵引项目，映射出新的时代特质。

1.推进国家战略与民生福祉的统一

2012—2022年，教育强国建设在教育质量与服务能力方面取得了巨大进步，但我国能胜任高技能岗位的就业人员占比明显偏低，与公认的15个教育强国的平均水平相比差距明显，大大拉低了我国教育强国指数测算中“服务能力”维度的整体分值[1]。以新技术、新经济、新业态为主要内涵的新质生产力代表了生产力的跃迁，同时也对职业教育提出了更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亟需系统性提质、数智化驱动，完善高层次技术技能人才供给体系。“新双高”建设的价值导向体现为“国家重大战略—民生福祉提升”的赋能耦合逻辑，构建“专业群—产业链”动态匹配机制，其本质是通过职业教育供给侧改革，实现技术技能供给与国家战略需求、区域发展诉求、个体生涯发展的三重适配。在“新双高”建设专业群的遴选定位上，一方面面向国家重大战略实施主体，聚焦集成电路、航空航天、乡村振兴等重点领域，通过建设“高精尖缺”专业群，为战略性产业提供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另一方面，对接民生保障核心领域，针对“一老一小”照护、绿色低碳社区建设等需求，开发智慧健康养老、新能源技术应用等民生类专业群，为民生福祉类产业提供保障性技能人才支撑。“新双高”建设通过靶向聚焦战略重大需求和民生基本需要，在专业群的选择上兼顾国家战略实施与民生福祉需求，进而实现两者的辩证统一。

2.推进跨界融合与治理效能的统一

职业教育作为一种产教融合的跨界类型教育，横跨职业域、技术域、教育域与社会域[2]，更加强调资源联结、融合发展。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关键要义在于构建资源集聚的联合体生态圈，推进在合作主体、合作平台和合作功能方面的融合发展，实现要素升级和价值增值。“新双高”建设实施路径方面，一方面统筹推进市域产教联合体、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建设，激发各类办学主体活力，深化校企合作办学、合作育人、合作就业、合作发展，着力增强职业教育适应性；另一方面构建贯穿项目遴选立项、建设管理和绩效评价全过程的标准框架，组建跨界产教联合体，从层级管控到网络协同，从同质竞争到生态位互补，从实体组织到虚实共生，通过组织形态创新与主体动能激活的双重变革，构建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新型生产关系，着力破解产教融合表面化、校企合作短期化等痼疾，将资源整合优势转化为治理能力优势，最终形成“跨界不越界、融合不失焦”的中国特色职业教育生态。

3.推进产业外部需求逻辑与技能内在生产逻辑的统一

从职业教育的本体而言，是由教育者根据社会的需求和人的身心发展的规律，对受教育者所施加的一种系统影响活动，既要体现出社会实践的要求，又要反映出人的身心发展的规律。从知识生产角度看，“双高”建设计划的逻辑应是产业外部需求逻辑与内在技术技能生产逻辑的有机统一，需要遵循其知识发生逻辑推进产教深度融合、加强技术创新、创新院校内部治理体系及培育专业带头人才。[3]产业需求逻辑与技能生产逻辑的统一，其本质是构建需求侧与供给侧动态耦合的生态系统。“新双高”建设将人才培养质量提升置于核心地位，其价值导向从规模供给转向质量赋能，致力于培养符合产业发展逻辑需求的兼具复杂问题解决能力、技术创新素养与职业精神的新时代技术技能人才。以全面发展为导向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是教育与社会、个体需求之间的动态平衡和协同发展的内在要求，旨在培养既精通专业知识，又能适应社会多元需求，具有高度社会责任感和创新能力的复合型人才。因此，“新双高”建设的价值取向既要考虑外部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也要考虑职业和就业的演变规律，探寻基于自身资源禀赋的特色发展之路。

“新双高”建设的核心观照

“新双高”建设突出系统性联动，从强化内涵建设转变为服务能力建设，强化适应性治理、融合性生态和引领性突破，推动职业教育扎根区域、融入产业，项目推动、扶优扶特，自上而下、权威式推进的发展模式，[4]是一种政府有形手和市场无形手结合并交互推进的创新发展范式。

1.构建适应性治理体系

其一，构建适应性结构。着力强化党组织引领产教融合工作，确保学校改革既符合国家战略方向，又精准对接产业需求，实现政治逻辑、教育逻辑与市场逻辑的有机统一。一是完善“党委领导、校长负责、多元共治”体系。设立由党委领导的产教融合委员会，建立企业参与治理的合法通道。二是将党的领导贯穿产教融合全过程。党委主导编制产教融合行动计划，纳入学校发展战略；党委定期听取校企合作进展报告，研判风险，包括合作企业的合作与退出风险、学生实训实习权益保障等；将产教融合成效纳入基层党组织考核指标，包括合作企业满意度和毕业生留本地就业率等。三是在产教融合的关键领域设立党组织。校企合作项目组、技术创新中心、职教集团等机构建立临时党支部或联合党支部，由党委直接领导。四是完善纪律监督机制。纪委全程监督校企合作中的资源调配，包括实训设备采购、企业捐赠资金使用等；对混合所有制二级学院实行“党建巡查”制度，防范资本干预或影响人才培养的本质。

其二，完善适应性机制。通过系统性机制设计，实现专业结构与产业演进动态协同。一是构建产业人才需求监测预警体系，解决产教信息不对称问题，规避人才培养滞后性风险。依托政校企协同机制，联合行业协会、头部企业共建区域产业人才需求动态数据库平台，整合岗位需求变化、技术迭代速率、技能缺口等多元数据，运用大数据分析技术实现产业变迁轨迹的实时监测与预测性研判。二是构建“专业设置—招生规模—资源投入”三维联动响应模型。基于预警数据建立专业健康度评估指标体系，包括就业率、产业关联度、培养成本收益比等，启动专业撤销或转型程序，释放资源投向高需求领域，形成“监测—评估—反馈—优化”闭环系统，实现专业存量的弹性收缩与资源再配置效率最大化。三是构建前沿交叉专业前瞻布局机制。瞄准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超前部署“专业—产业”映射型新兴交叉专业，缩短新兴产业爆发期的人才供给时滞。

其三，建设适应性工具。强化数据驱动的职业教育数字治理体系建设。一是建设全域集成的智慧治理中枢平台，通过API接口标准化与微服务架构，集成教学管理、学生服务、人事管理、资产配置、战略决策等模块，构建“一网通办”智能治理基座。二是建立全生命周期数据决策支持模型。整合招生报名、课程学习、实习实训、就业追踪、师资绩效、财务投入等多源异构数据，为专业调整、资源优化、政策制定提供精准支撑。三是深化智能技术赋能教学与管理变革。突破传统教育时空限制与质量监控盲区，推广AI辅助教学、虚拟仿真实训、智能化质量监控，实现教学过程数字化、管理服务精细化、评价反馈实时化，适配数字原生代学习范式。

2.打造融合性生态

其一，融合性主体建设。一是多主体共建高水平实训基地，弥合教学环境与真实生产场域的技术代差。重点引入企业真实生产环境和技术标准，建设集教学、培训、职业技能鉴定、技术研发、生产服务于一体的“教学实训+真实生产+技术研发+社会服务”高水平共享型实训基地。二是多主体共建高水平产业学院，突破传统校企合作协议式松散联结困局，联合龙头企业，按照“共商、共建、共管、共享”原则，建设紧密对接区域主导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实体化产业学院，响应战略性新兴产业对复合型人才的急迫需求。三是多主体打造区域性产教联合体。联合地方政府、产业园区、行业协会、职业院校、科研机构等，组建实体化运作的区域产教联合体，统筹区域内教育资源与产业需求，解决教育资源碎片化与产业需求规模化矛盾，打通政行企校研协同梗阻。

其二，融合性要素建设。通过融合性要素重构实现人才培养供给侧与产业需求侧精准耦合。一是专业建设方面，需要融合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求、产业升级转型需求、技术升级需求等，着力解决专业设置与产业技术迭代速率不匹配的结构性时滞，破除“学科逻辑”导向的专业建设路径依赖。二是课程建设方面，需要融入岗位能力标准、新技术、新工艺、新规范等，应对技术迭代周期缩短的挑战。三是师资建设方面，需要融合结构多元化、能力复合化、评价双轨化、激励市场化等，消除教师技术能力与企业实践的差距。四是基地建设方面，需要融合技术前沿性、功能复合化和资源共享化等要素，缓解实训设备更新成本高与技术进步快的矛盾，拓展生产性实训的价值链。五是教材建设方面，需要融合技术动态迭代、岗课赛证融通、数字化赋能和思政有机渗透，扭转教材内容滞后于技术发展的困境，适应数字原生代学习认知范式迁移。

其三，融合性渠道建设。一是构建“产学研用”转化链条。建立应用技术研发中心、中试基地，推动教师科研成果在企业转化和应用，弥合基础研究与产品开发间的鸿沟，解决高校专利转化率低与产业技术需求错配问题。二是知识产权激励相容制度创新。明确校企合作研发成果权属及收益分配规则，激发师生创新动力，突破教师科研唯论文导向的体制和思维惯性。三是设立成果转化基金。联合企业设立专项基金，支持具有市场潜力的技术孵化与产品开发，解决早期技术“估值难—融资难”的双重困境。

3.强化引领性突破

其一，引领性标准建设。一是推进国际职教标准体系建设。针对现行国际标准与中国产业实践适配性不足的深层矛盾，依托装备制造、新能源等战略优势领域的技术积累，重点开发体现中国技术路线特色的实训装备参数标准、能力本位课程认证体系。二是凝练可推广的“双高”建设范式。基于国家“双高”建设实践，破解中国特色职教经验碎片化、隐性化困境，运用情境化案例，将治理创新、育人革命等经验总结凝练为中国“双高”建设范式。三是推进国际交流。响应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技能重塑需求，以鲁班工坊、丝路学院为载体、数字孪生学院为抓手，交流推广具有中国认证的专业教学标准（如高铁运维、光伏工程）、活页教材及AI教师培训等。

其二，引领性人才培养。一是驱动人才培养模式的结构性重构。针对产业技术迭代加速与职业生命周期缩短的双重挑战，探索中国特色学徒制和现场工程师培养模式，构建校企双元主体嵌入式技能人才培养路径。二是构建“价值—数字—生态—文化”四维能力矩阵：以工匠精神价值内化重塑职业伦理；以数字素养沉浸式训练适应人机协同场景；以绿色技能认证标准服务碳中和转型；以跨文化沟通情境模拟支撑全球化生产。三是创新多元共治的质量评价范式。建立产业需求侧定义质量的倒逼机制，引入头部企业技术认证标准，构建行业能力图谱驱动的评价指标集；实施三方协同见证式评价，由行业协会组织技能擂台赛、企业导师实施岗位胜任力认证、院校开展发展性评估，形成覆盖“学习过程—技能达标—职业潜力”的全息画像。

其三，引领性产业支撑。一是打造中小微企业技术赋能网络。重点开展工艺优化、装备智能化改造及产品迭代等技术服务。二是构建全生命周期技能增值网络。创新四类群体精准滴灌培训体系：面向企业职工的技能登高培训，开发微认证课程包应对技术迭代；针对产业转型失业群体的职业锚转换工程，建立跨界技能认证通道；服务退役军人的军民能力映射模型，实现军事技能向民用领域转化；助推乡村振兴的新农人素养提升模块，嵌入智慧农业操作与电商运营技能。三是创建产业治理知识生产平台。基于大数据挖掘技术构建产业人才发展指数，研究发布《区域技能生态白皮书》；探索开展产业政策沙盘推演，模拟技术路线变更对劳动力市场的链式反应，推动职业教育从服务供给者升维为区域治理体系的参与者。

“新双高”建设的推进策略

“新双高”建设和第一期“双高”建设均是公共教育资源配置的重大政策，通过专项建设或试点项目来引领高职教育改革发展，激发各地各校的争先意识，其本质是在探索高职教育高质量发展模式。

1.国家层面需要聚焦系统设计和结果控制

从国家层面而言，通过“新双高”建设计划破除制约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思想观念束缚和体制机制弊端，统筹推进育人方式、办学模式、管理体制、保障机制改革，全面提高职业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一是注重顶层设计，着力标准引领，加强“双高”院校带动一般高职院校发展的均衡发展机制建设，包括结对共建机制、成果共享机制和定期交流机制等，充分发挥非均衡发展的“扩散效应”，建立高职院校的协同发展机制，即将“双高”校建设成果与非“双高”校共享，进而带动非“双高”校高质量发展，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二是构建基于绩效评价的目标引领机制在“新双高”建设计划绩效评价中，应综合考虑职业教育的区域性（行业性）和职业性等基本特征，兼顾职业院校的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国际交流和文化传承与创新等基本功能，探索建立一套符合自身特点的考核评价体系。

2.省级层面需要强化能力工具的供给和过程控制

在“放管服”改革的大背景下，省级教育管理部门作为“新双高”建设计划项目院校的直接管理方，应紧密结合省域经济发展需求，进一步加大资源统筹力度，构建具有区域特色的现代职教体系，有效提高职业教育的适应性和吸引力。一是强化指导和技术支持，凝聚职业教育研究资源特别是专家学者为项目院校的改革发展提供智力支持，与项目院校形成合作伙伴关系，实现项目院校自主发展与政府引领的平衡，引领而不干预，推进高职院校质量发展。二是从关系性嵌入、结构性嵌入和政策工具适配性等方面建构制度框架，建立完善的高职院校差异化发展体系，引导高职院校科学定位、特色发展，不断优化职业教育结构与布局，推动专业与产业发展有机衔接、深度融合，综合运用招生计划、就业反馈、经费预算、标准设置、评价评估等政策工具，引导高职院校推进内涵建设。

3.校级层面需要聚焦关键能力建设和高质量发展

“新双高”建设计划的有效推进，项目院校要以提升办学关键能力为根本，以专业特色和特色专业建设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通过课程体系的改革和创新，增设新兴学科、新技术、新业态相关的课程，满足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需求。一是加强内部政策工具的供给，加强对建设目标群体政策意图的传达和行为的形塑，发挥全员共建共享，特别是教师和学生的参与，在实现学生成长和教师发展的基础上，服务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实现内在价值与外在价值、工具价值与目的价值之间的平衡。二是以数字技术构建职业教育新生态，强调数字技术对职业教育的主体、内容、空间、治理、思想、文化等要素的渗透与融合，通过价值重塑、关系重构和系统变革，促进人、社会、技术与教育在物质与数字世界中实现融合和共生。三是加强与产业界的合作，深化产学研结合，推动科研成果向产业转移，为产业发展和新质生产力的提升提供服务；加强学生的创新创业教育，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和竞争力。

作者单位：祝鸿平为浙江省教育科学研究院院长；郑永进（通讯作者），杭州职业技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