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十九大提出的一项重大战略，是关系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全局性、历史性任务，是新时代“三农”工作总抓手。乡村振兴，关键在人，基础靠教育。其中，职业教育具有服务乡村振兴的独特优势。数据显示，全国职业院校70%以上的学生来自农村，全国1.23万所职业院校开设的1300余个专业和12余万个专业点，基本覆盖乡村振兴各个领域。职业教育助力乡村振兴既是时代赋予的神圣使命，也是重大发展机遇。

事实上，长期以来党和国家不断推动职业教育改革，在支持“三农”发展上持续强化涉农职业教育服务乡村建设力度。然而面对覆盖面更广、要求更高的乡村振兴目标，职业教育应如何发挥比较优势，创新“三农”人才培养模式？如何发挥示范引领作用，为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有力人才支撑？23日，全国政协“充分发挥职业教育在乡村振兴中的作用”双周协商座谈会在京召开，部分全国政协委员、专家学者与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面对面”坐在一起，深入互动交流，为职业教育赋能乡村振兴建言资政、凝聚共识。

提高认识，跑出涉农职业教育“加速度”

“为做好本次双周协商座谈会准备工作，全国政协副主席辜胜阻率全国政协农业和农村委员会、民建中央调研组进行了线上线下调研，广泛多层次地组织了多场座谈。”座谈会现场，全国政协常委、农业和农村委员会副主任，民建中央专职副主席吴晓青从调研情况说开去。

调研显示，由于涉农职业教育的政策导向与涉农职业教育本身的公益性、外部性不完全匹配，“招不来、留不住、下不去、用不上”现象仍然突出。吴晓青认为，当前要从服务基础产业、保障民生、维护国家安全、服务国家战略的高度，充分认识涉农职业教育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将涉农职业教育政策导向调整为从公益性和外部性出发，以政府买单为主，社会资源有效引入为辅，并建立完善相应的评价指标体系。

江苏省政协主席张义珍结合本地工作实际提出，涉农职业教育的高质量发展要加大政策统筹力度，强化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的制度保障。

“建议将职业教育培养乡村实用人才作为‘五级书记抓乡村振兴’重要内容，纳入乡村振兴实绩考核指标体系。加大涉农职业教育投入力度，严格落实教育费附加30%用于职业教育、高职院校生均拨款政策、中职生均公用经费政策等。”张义珍提出，要加强对职业教育相关政策的统筹，支持发展技工教育，制定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成果融通互认等，不断深化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的制度机制。

在调研中，委员们发现，当前的职业教育发展多是供给驱动，有时难免动力不足。

全国政协常委，黑龙江省副省长孙东生提出，促进职业教育精准赋能乡村振兴，需要加速从供给驱动向需求驱动的转变。“建议教育部、农业农村部和国家乡村振兴局遴选具备条件的农业大省，部省共建一批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创新发展试验区，针对不同地区打造差异化的实践路径。”

孙东生建议，加大对农业大省和粮食主产区县域职业学校的支持力度，支持省级层面向下延伸教育教学资源，在特色村屯建设职业教育实践田、实践站、实践点，有针对性打造一批“接地气”的培养培训项目。

优化模式，供给跟着乡村振兴需求“跑”

金秋9月，又是一年入学季。怀揣各自梦想的年轻人走进校园，通过所学专业铺陈着未来之路。

“陕西省2019年农林牧渔类本专科在校生仅为7700余人，占比3%，毕业生1900余人，对口就业率39%，涉农教育受重视程度与农业基础性地位不匹配。”全国政协常委，陕西省中华职业教育社主任李冬玉提及的状况颇具普遍性。

与之相对应，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相关数据显示，2021年全国共有中等职业学校7294所，开设农林牧渔类专业36个，而开设农产品质量检测与管理、棉花加工与检验、航海捕捞等14个专业的学校还不到10所。

涉农学科与学农人数“双萎缩”，涉农学科的吸引力到底在哪里？毋庸置疑，好就业就有吸引力，精准对接乡村振兴需要就有吸引力。

如何解决这一问题？李冬玉建议，要支持涉农中职学校布局新产业新业态急需涉农专业，联合企业面向农村开展新型学徒制培训和技术技能人才培训，围绕劳动力市场紧缺工种，联合开设订单班、定向班、冠名班等，实现职业技能培训工作的跨区域协作。

“各级政府教育行政部门要加强统筹，借鉴‘公费师范生’‘公费医学生’政策，设立‘公费农科生’专项招生计划，由涉农高职院校负责实施，免学费、住宿费，补助生活费，毕业后定向服务农村基层。”中华职业教育社党组书记、总干事方乃纯为“如何留人”提出了定向培养的建议。

在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农业大学工学院教授韩鲁佳看来，智慧农业是新一代信息技术与传统农业全链条生产要素深度融合的现代农业新形态，是未来农业竞争的制高点。

“既懂农业又掌握新一代信息技术，不仅会种地而且‘慧’种地的智慧农业实用复合型技术技能人才培养，需要更长学制。”韩鲁佳建议，以智慧农业专业群建设为发力点，优先支持高水平涉农职业院校开展本科层次现代种业、智慧园艺、智慧养殖、智能农业装备等专业建设，同时面向国家粮食和农业主产区、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等，统一规划招生、培养和使用，实施单考单招、定制培养、政府买单、定向就业，加快培养“用得上、留得住、能力强”的技能型人才。

会议现场，全国政协委员，中华职业教育社副理事长苏华向大家分享了另外一组数据：2020年全国农民工留乡或二次返乡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占71.1%，服务返乡人员培训是职业教育的应有之义。

“要着力构建返乡人员培训体系，把返乡人员需要的职业培训送到家门口，使返乡人员掌握乡村急需的实用技术，提升就业创业能力，同时灵活设置专业，建设乡村振兴相关的骨干专业群，鼓励涉农职业院校扩大职教高考本科招生比例，培养高素质农民。”苏华认为。

如果说，返乡人员是职业教育的重点人群之一，全国政协常委，湖北省中华职业教育社主任郭跃进在调研中还发现了另外一个重点。

“我们发现，一个行政村中只要有3至5名懂农的骨干带头干，产业就可以兴旺，集体经济就有希望。”郭跃进提到的“骨干”指的是村级“两委”班子成员和乡村致富带头人等，他们在政治上可靠，有带领村民致富的愿望，要依托职业院校开展常态化乡村振兴骨干专业培训行动，全面提升其专业素质和能力，尽快成为乡村振兴带头人。

创新机制，加快涉农职业院校“固长”“补短”

事实上，近年来职业教育的地位不断提升。2019年，国务院印发的《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明确了我国“一体两翼”的现代教育体系，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对此更是首次以法律的形式予以明确。

全国政协委员，济南市副市长王桂英带了来自山东的职业教育实践。2020年开始，教育部和山东省达成省部共建国家职教高地的共识，山东遴选60多所县域优质中职举办五年制高职，如今山东县域办高职成效明显，减少了中职升高职带来毕业生外流问题，培养了一批在家门口的致富能手。

“从当前我国职业教育布局看，更多倾向于地级以上城市。但调研中发现，一些有条件的大县、强县和特色县都有开办高职教育的愿望。”王桂英建议，对一些经济、人口和农业大省，分级分类试点，可以将高职设置权完全放到省级政府，根据实际支持一些有需求、有条件的县域将优质中职办成高职，建设集中职教育、五年制高职教育、社区教育、技术推广、技能培训和社会生活教育为一体的高职院校，更有利于学生留在本地就业创业。

教师是立教之本、兴教之源。没有高素质的教师就没有高质量的教育。

全国政协委员，新余学院院长张玉清来自教育一线，在他看来，要强化职业院校涉农专业师资力量建设，针对乡村振兴有关专业和岗位配齐配足不同层次专兼结合的职教专任教师，建立推广教授制度，“扩大职业院校涉农专业师资招聘自主权，对涉农专业教师的职称评定、编制管理、经费保障上给予适当倾斜。”张玉清提出。

对于职业教育而言，产教融合是其办学的本质特征，强化产科教深度融合，系统深化教学改革，是提升涉农职业教育质量的关键切入点。

全国政协常委，青海省中华职业教育社主任王绚对此深以为然，她提出，要加强各级教育、人社等部门培养培训与乡村振兴产业规划的衔接，加强行业、产业、就业的深度融合，“进一步落实校企合作相关政策，支持西部涉农职业教育提升，对口帮扶省份产业、院校、培训机构一齐发力，为‘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中’贡献力量。”

丰收的田野是最美的画卷，随着职业教育体系的完善、能力的提高，这希望的田野一定会迎来越来越多的建设者。